虞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陶天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闻学经历了从不同路径向“全球性”迈进的既有理论尝试后，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获得世界观指导，用全球史的方法论视野超越民族或西方等任何一种中心主义框架，在此基础上带动不同文化背景下本土经验、实践和理论的交流互动，逐步构造一个动态、包容、自我更新的全球新闻学理论系统。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尽管部分学者关注到城市等其他空间层次在世界传播体系中的重要性，大多数关于新闻学的研究都还是在“国家”或“国际”框架下开展的。[1]考虑到“国际”这一因素往往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之一，以及现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我们大家可以认为，“国家”是新闻学进行理论建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阐释单位。[2]
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国家构成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语境。从时间维度看，民族国家与新闻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基本是同步的。欧洲大陆交战国刚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主权国家体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紧随其后，打破专制机构对言论的束缚，开启了当代新闻事业的“创世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传播技术更迭推动“想象的共同体”的联结，国家作为政治边界不断得到强调，新闻业也因其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关联性进一步呈现出“国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符合战后发展中国家对独立自主的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权规范在全球普及，去殖民化、去西方化成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共同诉求，为反抗殖民—帝国主义霸权遗留下的学科知识体系，打破“他者”文化的刻板印象、理念和深嵌于其中的权力不平等，不少国家开始强调以本土经验和社会实际为核心的学术研究。[3]鉴于国际秩序的不平等性始终存在，这种视角也延续至今，塑造了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语境。
然而，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尽管新闻的生产和消费大多发生在国家背景下，其起源和发展却始终具有“全球性”特征。[4]其实从1500年大航海时代开始，跨区域的信息流动就不可避免地在世界新闻史中留下印记，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才将这种“全球性”以不容忽视的形式反映出来：卫星通信、互联网、数字媒体等新兴技术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日益显著，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金融危机等全球性议题迭起，不再仅事关某个或某几个国家。此时，重新考察新闻行业的现象、概念、模式，成为新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诉求。
2007年，劳福霍兹和韦弗在其编撰的《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一书前言中提出：“全球新闻学是指新闻生产结构和标准的持续演进的同质化（‘一个世界’），以及代表全世界不一样社会截然不同的新闻文化的总和。”[5]他们期望未来的新闻学研究能够超越学科和国家的边界，通过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方法，构造一套普适性的理论框架。然而，17年之后我们重新考察全世界内的新闻传播实践不难发现，面对不断涌现的、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传播现象，现有的新闻学理论既不能给出有效的解释，又无法将之纳入现有体系以实现自我更新，把它们加总为某种“同质化”的既有规律更是不切实际；[6]作为理论发展动因的全球化也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带来“一个世界”的美好结果，反而在“文明的冲突”中加剧了地理政治学斗争、文化认同危机和文明断层线的摩擦。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一个世界”不过是美帝国对世界的普遍主义想象，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底色，[7]那么坚持这一“全球”理念的最终结果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仍然是衡量非西方社会新闻业的隐性或显性规范理想，媒体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划定新闻业标准的主要决定因素”。[8]
一面是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框架和多元发展的本土经验，另一面是以交往为本质的行业逻辑和全球互联现实下的理论需求，随时代的跃进，二者在新闻学内部产生张力，并通过全球意识形态分歧反映出来。如何消解这种张力，想象一种具有真正解释力和理论发展前途的“全球新闻学”？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第一步应当回顾基于民族国家叙事的新闻史，理解当前的张力缘何产生，并重新梳理新闻学向“全球性”迈进的既有理论尝试，在此基础上探索另一种可能。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来看，主权国家体系最初的建立伴随着欧洲国家向外部的扩张、占领和征服过程，直到二战前，所谓的“主权国家体系”都只是对西方列强殖民体系的美化，本质上是一种“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化国家观，[9]在此背景下发展出的不同国家的新闻事业，也难免受限于帝国扩张的逻辑。
Chalaby称新闻业为一项“英美发明”（Anglo-American Invention），[10]这两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形式、运作方式和规范。从大众媒介的发展来看，17世纪《牛津公报》作为第一份新闻纸（newspaper）出现在伦敦，带来了大众报业的“创世纪”；与此相对的另一面是，报纸的发行连通起“帝国网络中的节点”，将各殖民地的居民纳入更广泛的集体性想象。[11]被视为“全球神经系统”的电报网络尽管带着技术进步的愿景，最终却也成为提升帝国行政效率的控制工具，并促进了帝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从而强化了固有的不对称性格局。[12]而从新闻职业化进程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从业者首先希望提高职业标准和社会地位，获得与其他专业领域（如法律、医学）相当的认可——1867年成立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协会、1884年成立的英国记者协会均反映了这种需求——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以客观性、准确性和媒体独立性为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迅速为记者群体所接受，形成一套推动新闻职业化变革的机制。[13]这套从政党媒体到独立于政治经济权力的自主职业的“进步叙事”，不仅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对新闻的理解，还随着英美主导的两次全球化浪潮完成了从西方向东方的职业意识形态的扩散，一度“驯化”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行业体系。
尽管如此，不一样的地区媒体体系的深层次差异始终存在，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理念和实践仍受到国家背景的深刻影响。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加强了世界的联结程度，不同国家的新闻模式也随之进入理论视野，为寻求新闻学理论对更广泛地区的解释力，学者们引入比较方法，试图获得“超越单个案例的结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的比较新闻学由此兴起。[14]Hanitzsch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将比较新闻学研究分为美国与其他、南方与北方、西方与西方、西方与全球四种不同的范式。[15]其中，“美国与其他”范式与其说是比较研究，不如说是规范研究。以施拉姆等人提出“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代表，该范式继承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思路，内含着“美国例外论”之下“先进—落后”的线性历史观，因而备受批判，并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消亡。另外三种范式都以“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国际格局为背景。其中，“南方—北方”范式的出现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新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讨论，关注全球南北方信息流动的不对称性和传播制度的不平等性，它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提出了挑战，但由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权力制约，建立新秩序的计划功败垂成，随着冷战结束后单极化世界格局的出现而最终改弦更张。[16]“西方—西方”和“西方—全球”范式都表现出了对世界不一样的地区新闻文化的特殊性的兴趣，且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拓展了研究范围，但归类、统合、想象的过程也难免“遮蔽”，在参考标准和认识框架的拟定上仍存在去历史背景和过程、忽视全球权力结构的嫌疑。[17]譬如哈林与曼奇尼于2004年出版的著作《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书中尝试对不同民主国家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类型学区分，将18个西方国家的媒介体系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协商和极化多元主义三种模式，尽管此后作者曾在多个场合呼吁更多情境主义的历史制度分析，不少学者也都试图通过国别案例分析、指标体系重构等方式填补未尽之处，但始终存在摆脱路径依赖的现实难度。[18]
整体而言，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唯一标准的“国家”概念一度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性“遮罩”，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改变，它逐步向“民族国家”概念转换并释放出一定的“进步和解放的能量”。[19]然而这也正说明，这一概念框架本身蕴含着两种对立的叙事或诉求，研究者在使用时很难完全处理好历史主体性的问题。从方法论上来说，国家诚然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十分便捷的研究单位，因为它拥有明确的边界且往往是唯一可供比较的对象，但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毕竟国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其边界既不一定对应于文化、语言和种族的划分，又不必然带来共同的身份认同感。[20]从底层逻辑上来说，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背景的存在，第三世界的许多理论工作始终在“西方—非西方”二元论中进行，难以在笼统的“非西方”角色之外另寻一种更本质的身份来展现全球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因而，基于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研究大多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笼罩下进行的，二者在权力结构上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它时常包含着某种遵循单一现代化进程的急切的民族主义诉求，这要么导致了裹藏于“跨文化”目标之下的对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而非研究范式和理论视野的真正变革，要么导致了将自身作为一种“另类”经验或补充资料看待的潜意识，不仅无法挑战反而无意识地顺应了西方现代化模式。
上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化相对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超越、弱化主权观念的声音和现象。这与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有关，随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按市场经济原则流动和配置，一方面，“国家/国际”之外的私人行为体越发活跃，在绕开国家规则、建立跨国联盟的机会结构下，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来了诸如“汇率政治三难”等国家自主性问题；[21]另一方面，以反霸权秩序为诉求的国际合作逐步高涨，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宏观区域组织如欧盟等兴起，提供了超越国家边界、挑战现有霸权结构并促成新的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22]
这些声音和现象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在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跨国资本的主导作用和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方面存在共识。相应的理论意识映射到新闻学领域，带来了对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框架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一系列对现有行为、概念和关系进行“去领土化”或“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重构的尝试。相当一部分学者试图以“超越地方、区域和国家”为使命，建立一种“实践普适的全球性维度”。[23]这一方面意味着引入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修正那些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理论，推动更为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则要求观照全球相互依存而又不平等的复杂现实，以“全球意识”回应“全球危机”。[24]
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两种理论思路。一是诉诸超越性的“后国家”（post-national）式概念，如通过跨国媒体网络和跨文化传播实践缔造国家之上的“全球公共领域”或“全球网络社会”。[25]它往往建立在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批判的基础上，“将共同体困境的化解嵌入一种合理的全球公共秩序的建立中”。这是西方学者面对现代性问题的常见解决方式，即试图以非国家行为体的方式解决主体异化、局部失调的现代性困境，好比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福柯的“线]然而，在当前全球媒体产业体系和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种理想化的理论构造很难真正的完成，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本地偏向在新闻报道中始终存在，跨国媒体对国际事件的大多数报道均存在刻板印象和文化移植现象。二是索性从宏大的政治经济理论中撤出，更多地关注新闻实践与记者认知。他们都以为，全球新闻学的概念和知识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形成，譬如将“全球新闻”定义为在报道时不再区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而是着眼于全球事件的相互联系，将其嵌入传统新闻形式形成的某种“混合”表达技术。[27]不过，坚持将“全球新闻”视为一种“独特的新闻风格”，期待着某种全球性的理论解释能在其中应运而生，在态度上又未免太过绥靖和侥幸。事实上，人人均能够认识到世界性联系的重要性，但系统化地对其做定位、界定和评估又是另一回事，在有限的新闻学理论的指导下，记者在真实的操作中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冲突：他们既要适应不一样文化背景下的报道环境，又要维持某种“全球标准”来实现跨文化的理解——这无疑会迅速暴露当前新闻学在认识论上的匮乏。
不论采取理论构造还是实践推演的方式，单纯追求“超越国家”的目标并不能帮助新闻学抵达对“全球性”的设想。事实上，慢慢的变多的学者觉得，全球化并没有如某些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削弱国家权力，国家依然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而不是被边缘化的实体。[28]在无限扩张的全球资本积累面前，单一霸权国家的力不从心和统领性意识形态的缺位暴露出日益显著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国家的“极端的重要性”反而又反映出来，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维持着全世界内的劳资关系，以此来实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9]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与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的不同结合方式，“国家”本身展现出发展道路的非同一性，此时其不再是资本主义等级体系中固定的结构化单位，而是全球网络中动态的行动主体。因此，“方法论的世界主义并不代表民族、国家与地方的终结，而是它的转变”，[30]对全球性问题的解释、对全球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依然要回到国家这一考察范围当中去。
以二战后作为时间起点考察民族国家这一研究视角对新闻学发展的影响，按照对其不同的解决方法可分为两条探索道路：一条以主权国家体系的建立为背景，将建立学术主权和反帝国主义作为战略目标，强调过去被忽视或偏视了的本土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另一条则试图以一种新的普适性超越特定地区或国家的理论传统，集成出某种去边界化、去中心化的知识模式。
尽管二者具有相反的方法论视野，但本质上都是为了达成一个去西方化、去等级化的学术体系，不过从现实情况去看这一目标尚未实现。考虑到新闻学传统的西方特征和民族身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发展本土研究能够说是一项“众望所归”的倡导。回归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形式似乎是促进本土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若仅以某种地理政治学结构下的地方知识为对象，那么实际上仍保留了学科内部既有的本质主义问题，不过是以另一个南方国家的中心主义取代了西方中心主义。当世界的普遍联系已然建立，超越孤立发展的民族国家叙事，建立一个强调互动、包容、开放的全球叙事，是学科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超越”意味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方面的升格，以世界主义心态关注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固然扩大了新闻学的本体论视野并兼顾了对等级化国际秩序的批判，但又陷入了本土化与全球化“二选其一”的认识论误区，由此形成的全球知识便难以再安放国家或地方的经验。
在这样一个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行的情境中，“全球新闻学”要想提供一种不同于二者本身的、新的可能性，第一步是要厘清“本土与全球”这组经典辩证关系。全球化理论对此已然进行了不少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学者Roland 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它以单元论（monism）的视角将全球性和地方性视为同一现象的不同面向，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不过也因对权力关系和时间维度的忽视而缺失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历史的观照，从而难以给出切实的行动路径。对此，Roudometof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全球本土化概念应具有独立的分析自主性，它并非单纯作为全球化的反映或附属，而是与之并行的动态、独立的过程，从中能够“折射”出差异性的全球化形态。[31]放在新闻学视域下，这首先意味着本地新闻实践和国家经验应被赋予独立地位，而不是被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性特征的全球化逻辑所吸收。只有当全球和本土在互动中彼此塑造，最终才有机会建立起一个既包含全球性又尊重本土经验自主性的分析框架。
作为时代发展的要求，“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在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立足本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能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32]不过，“打破西方中心论”是否便等同于本国理论建设？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仅将“自主知识体系”理解为一种植根于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区域性的叙事模式，那么当下全球新闻研究已提供了太多这样散点式的经验，它们依照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譬如非洲的新闻学往往与集体主义文化和“ubuntu”伦理紧密相关，拉丁美洲的新闻实践受到历史上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正如Waisbord所说，“多样化不一定会改变‘中心—边缘’的现有结构和动态，也不会解决资源和存在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它可能仅仅是强化南方学术作为象征性多样化的地位，或将其局限于‘区域研究’的范畴。”[33]一项对金砖国家顶尖新闻研究期刊的分析表明，尽管近年来这些国家逐步在全球经济中崛起，并在国际媒体研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其知识生产“去西方化”的程度依然有限，要么主要依赖国内的学术资源（如中国和俄罗斯），要么依托西方尤其是英美学术体系（如印度和南非），彼此之间的学术互动更是罕见。[34]区域性的学科发展显然尚不足以引发系统性或结构性的变革，因而发展本土研究所强调的并非文化的本土性，而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本土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本土性作为首要特征，其目标在于创造超越西方和中国、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地方全球化”知识，[35]以实现对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去本质化、去中心化重构，使广大“地方”学术成为全世界新闻学中的平等参与者。
也就是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另一面，必然是构建全球知识体系的诉求；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真正说服力，也正在于对世界新闻实践的解释和对全球新闻研究的引领。[36]这与如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责任、使命是一致的：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兴起，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原本的霸权更替机制难以维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超越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经验和权力转移模式的独特性，为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一起发展的道路”提供了普遍性思路，从而能够推动形成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秩序；[37]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归旨的“三大全球倡议”则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凝练出的全球性治理方案，体现了中国从全球事务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充分论证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本土理念和方案上升为世界愿景的可能性。而对于全球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应当在与此相契的逻辑通路中完成。
新闻事业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紧密相关，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流动、国际话语体系的演变、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对抗，既是在特定的全球语境中进行的，也对世界格局起到塑造作用；面对这样的时代需求，新闻学作为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知识系统，则需要处理好知识来源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因而本文认为，全球新闻学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获得世界观指导，用全球史的方法论视野超越民族或西方等任何一种中心主义框架，在此基础上带动不同文化背景下本土经验、实践和理论的交流互动，逐步构造一个动态、包容、自我更新的全球性理论系统。
世界观是理论范式变革的基础和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在历史的进程和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38]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全球新闻学应当首先建立在对世界历史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再去考虑怎么在具体实践中撬动既有结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最终都将进入一种以为最初阶段的“再生的”社会形态，在此之前的“次生的”形态也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上是一种“史前史”的高点而非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终结”。为此，我们当下习惯论及的新闻学“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本质上是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而“历史地累积起来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除了“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外，它还体现为“南方”与“北方”、“中心”和“边缘”、“霸权”与“反抗”等多组矛盾。[39]这些张力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暂时的，在这种对抗的基础上出现的社会内在矛盾都需要“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其自身，[40]因而在不同阶段的新闻学研究中出现的行动路径，如“民族国家”的身份视角、世界主义的价值追求、“全球南方”概念的崛起和日益强烈的“去西方化”呼吁，等等，都不单纯是为了深化批判性的学术讨论，更是要求重新建立一个对当前全球经济关系和政治问题“有意识”、以包容性和平等性为最终目标的指导性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反过来，基于这样的意识和目标，全球新闻学也必须致力于解决技术革命、信息流动、虚假新闻、跨国资本等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回应全球治理的重大实践需求；需要意识到实践与社会是同构的，新闻学不单单是一般的新闻生产和交往过程，还涉及对社会关系的构建和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41]
以全球史观为指导的方法论能够支持新闻学厘清“从本土到全球”的理论上升路径。全球史观对民族史观和“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有助于研究者以中立的价值尺度思考全球性互动，其对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采纳，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全球各个社会的依存关系；与此同时，考虑到当今全球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民族、国别和区域性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促使其更为公正的一个前提”，各个文明内部的运动、发展过程与文明之间的互动同样重要。[42]在此基础上，全球新闻学的理论建构主要可分为两条行动路径，一是各个国家或其他行动主体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实践活动进行自主性的知识生产，正视其研究对象（如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新闻学）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在新的认识论中逐步发现“非西方本体论”；[43]二是采取去中心化的知识整合方式，不仅在理论层面吸纳跨国、跨文化比较研究视角，运用多层次的分析框架，还要通过南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日益紧密的交往与合作来开拓新闻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应当承担起重塑全球知识体系的责任，这种引领性的姿态一方面源于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独特性，赋予了本土学科研究“以中国为方法”、超越西方理论局限的切实可行性，以及“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反映世界人民共同心声的职责使命；[44]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为超越当前的世界秩序、加强世界各国的横向联系、形成去中心化的全球网格体系提供了现实的方法和途径。
总的来说，基于“国家/国际”框架进行的新闻学研究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其实就是本土理论自主发展的意识与深入参与全球进程的需求之间的张力。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张力反映了随帝国殖民过程而植根其中的顽固的“西方化”理论特征。实际上，西方化早在大航海时代“西方”发现“东方”的那一刻就已慢慢的出现，只不过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真正让它摆脱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属性，而成为了以霸权为中心的“西方”。因而学科理论发展的问题本质上是长久以来的反霸权问题，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构全球知识体系，第一步是要以国家或区域共同体为单位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提供了非西方现代化答案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承担起引领学科发展和重塑的责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于全球新闻学的发展进路当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编号：21CXW001）、深圳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课题“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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